（封面來源：陳莞欣攝影）
今（2019）年夏天在香港展開的反送中運動，民眾大量利用群眾集資的形式募集行動經費。從登報譴責政府暴行到聘請律師為抗爭者上訴，都是集資的主題，且金額屢創新高。由一群自願者組成的公民團體「Freedom HONG KONG」就曾 3 次發起集資計畫、募集逾 6 千萬台幣購買媒體廣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現況。
同一時間在台灣，也有幾起受人矚目的社會運動集資計畫上線。例如，由台灣基進黨和多個民間團體所發起的「護台防中立法行動」在今年 8 月集資超過 400 萬台幣；更早之前，由公民割草行動、wecare 高雄所提案的「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」集資，更是獲得逾 4 千人響應，總金額突破 600 萬台幣。
對社會運動而言，群眾集資能帶來哪些新的機會？又需要哪些要件才能成功？
（由台灣基進黨和多個民間組織所組成的「護台防中立法小組」共同發起集資計畫。圖片來源：「台灣保衛戰｜拒絕中國滲透，推動「護台法案」！」集資頁面）
集資打破同溫層界線，為組織雪中送炭
其實回顧社運發展史，民眾捐錢支持社會運動這件事並不新鮮。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教授邱毓斌回憶，1990 年野百合學運期間，學生佔領中正紀念堂。當時就有不少民眾特地來到廣場，拿錢給學生買便當和物資。由於捐款太過踴躍，學生後來還在廣場上設置了募款箱，讓民眾可以自由樂捐。
那麼，社運集資和捐款究竟有什麼不同？台灣基進台北黨部新聞輿情主任林宥銘認為，相較於日常的捐款，集資不只是募集經費，更像是一種強力宣傳。他舉例，護台防中立法行動集資計劃上線後，就有平時不關心政治議題、甚至也不認識台灣基進黨的朋友問他：「你知道這個計畫嗎？我想捐錢。」足見集資的宣傳效益可以打破過往同溫層的界線。
「這次集資超過 400 多萬，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。」林宥銘說。台灣基進黨每個月要燒掉將近 80 萬的人事、水電成本，推動法案對於資源不多的小黨是很大的負擔。就連當初協助撰寫法案的學者、專家也都是義務協助，沒有領取酬勞。集資所得對組織而言，就像是雪中送炭。不僅有更多能量推動議題，也能付給協力者和勞力付出相對應的報酬。
（社運集資要成功，通常必須有能強烈引起民眾共鳴的議題。例如，香港反送中抗爭期間，政府鎮壓強度愈強，民間的各種集資計畫迴響就愈加踴躍。圖片來源：陳莞欣攝影）
社運集資 3 要件：前期耕耘、民眾共鳴、公開透明
不過，並不是每個以社會運動名義發起的集資計畫都能成功。從台灣過去的幾個指標型社運集資計畫來看，成功的集資案至少需要具備幾個條件：
1. 前期耕耘議題，才有後期的贊助熱度
以「護台防中立法行動」為例，林宥銘指出，早在去年 11 月的九合一大選過後，台灣基進黨就開始研究國外資料、著手撰寫法案內容。今年 3、4 月展開街頭短講行動。前期宣傳讓民眾對於議題有基本認識，進而對數月後展開的集資計劃產生認同感。「如果沒有前期的耕耘，可能不會有人理我們。」林宥銘指出。
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當中。邱毓斌指出，在運動前期，香港大律師公會就曾試圖對大眾說明《逃犯條例》的嚴重性。但當時「嘴巴講到破都沒人理他們。」直到 6 月初有 3 千位律師上街頭、同月有百萬人上街頭抗議，民眾才開始認同運動的重要性，繼而願意支持後續的幾起集資計畫。
（割闌尾計畫期間，團隊透過不斷更新進度讓贊助者持續關注議題。圖片來源：割闌尾計劃集資頁面）
2. 持續宣傳操作，讓群眾產生共鳴
「如果民眾覺得這件事和他無關，他就不會支持你。」發起過 318 學運全民買紐約時報頭版廣告、割闌尾計畫的沃草共同創辦人林祖儀認為，社運集資最重要的是議題能否引起群眾的共鳴。
因此，在集資期間，團隊必須花許多心力投入宣傳。以割闌尾計畫為例，前期幾乎每 2、3 天就會召開一次記者會。第一階段達標、第二階段達標，都是新聞點。甚至連回饋品貼紙都可以變成一則報導。「有些人可能覺得社會運動和自己距離很遠。但當他看到集資 3 天破千萬的新聞，或者有吸睛的回饋品時，興趣就可能被勾起。」林祖儀說。
集資達標、甚至結束後，團隊仍要持續提醒贊助者議題的進展。他舉例，割闌尾計畫的集資在 2014 年 6 月結束，正式的罷免連署和投票時間是當年年底，後續修法行動更是延續到 2、3年之後。「如果我們沒有發布消息、出現在群眾的視野，大家就會忘記我們，更別說支持。」他指出。
3. 財務、進度公開透明，是運動的基本倫理
在募集到許多經費後，邱毓斌提醒集資團隊，「對群眾負責」是運動的基本倫理。在野百合學運中，學生們成立了「全國學生運動聯盟」負責管理民眾捐款。學運結束，聯盟整理帳款，到各大學公布經費的使用細目和流向。他指出，「社運難免會碰到濫用捐款的問題，組織內部必須互相提醒、監督。」
林祖儀也強調，社運集資必須要對得起民眾的信任。割闌尾計畫在集資結束後公布了流水帳和會計師查核報告書。每一筆錢的用途都有跡可循。無獨有偶，香港的 Freedom Hong Kong 在第一次登報集資結束後也發出會計紀錄，供大眾查閱。成員指出，「團隊每次發起眾籌（群眾集資）都得到普羅大眾的支持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團體非常重視誠信。」
同樣的，當運動的進度不如預期時，也必須跟贊助者據實以告。林宥銘指出，集資成功只是第一步，提案團隊目前正在拜會各黨的立法委員進行遊說，希望能讓護台防中法案的《境外勢力代理人登記法》順利進入立法院被審議、通過。但這項行動工程浩大，很難在今年的會期內完成。
為了讓贊助者了解現況，台灣基進黨從立法院 9 月開議以來幾乎每週召開記者會，也在臉書和嘖嘖的集資頁面上說明進度。種種更新，為的就是不讓贊助者認為團隊「拿錢卻沒在做事」。
集資不只會帶來錢，也有額外的工作和壓力
集資不只帶來經費，也會為組織帶來許多日常營運之外的工作和壓力。林宥銘直言，「我們做集資其實壓力也很大，怕對不起支持者。⋯⋯而且我們的支持者都滿『兇』的（笑），他們對運動進展有很高的期待。」
他觀察，社會運動的集資贊助者，通常是理想性較高的一群人。當運動的進展不如預期時，贊助者的失落感也更強。以護台防中法案為例，團隊除了進行遊說以外，也必須試著和贊助者溝通政治現實的阻礙：「就算這個會期無法通過新法，能夠修法也已是很大的進步。我們也會努力進入國會完成這個計畫。」
（儘管設計回饋品相當耗時，卻也會帶來宣傳效益。圖為護台防中法案集資計畫詢問度最高的回饋品「護國神山護台御守」，曾在台灣基進黨的候選人參選記者會上亮相。圖片來源：「台灣保衛戰｜拒絕中國滲透，推動「護台法案」！」集資頁面）
此外，要花多少時間、心力做回饋品，也是組織必須思考的問題。儘管回饋品未必是民眾贊助社運集資計畫的主因，仍是重要的誘因。然而，對沒有經驗、缺乏資源的社運組織而言，設計、量產回饋品以及出貨後的客服都會是不小的負擔。
以護台防中立法行動的集資計畫為例，回饋品的種類多達 6 種以上：御守、毛巾、掛旗、徽章、飾帶，還有兩種不同款式的 T 恤。「發起集資計畫這件事情，其實比我們預想的還複雜很多。耗費最大力氣的就是設計回饋品。」林宥銘說，台灣基進黨的設計部門僅有一人，卻必須負責跟所有廠商聯繫。提案團隊最後選擇和外部工作室合作，才完成回饋品的設計工作。
（邱毓斌指出，社運集資在抗爭與非抗爭期間的成效落差相當懸殊。社運組織需思考該如何長期經營，將贊助者轉化為支持者。圖片來源：陳莞欣攝影）
集資過後，更需思考如何讓捐款細水長流
集資究竟是不是社運組織的救命符？曾任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的邱毓斌直言，抗爭與非抗爭期間，民眾對社運組織的贊助金額落差非常懸殊。不管是香港的反送中抗爭、台灣的 318 學運，新聞熱度高、民眾認同感強，組織要募款都相對容易。反之，日常的捐款募集則困難許多。
另一個問題，則是民眾贊助集資計畫的熱情不一定能轉化為對議題的關注。在護台防中立法行動集資計畫上線的同時，台灣基進黨也和多個民間組織共同發起法案連署，希望在明年總統大選前募集 60 萬份連署，促成法案三讀通過。然而，截至今年 10 月中，連署人數僅 4 萬多人，離目標還有很大一段距離。
林宥銘坦言，「集資成果很好，但連署進度不如預期。可能是大家還不夠了解法案內容，也不覺得有時間壓力。」他認為，不論是實體或線上連署，背後都需要組織的長期耕耘和綿密的動員網絡，並非一蹴可幾。集資的確帶來了群眾的關注，但後續仍需要踏實的組織工作，才能讓議題生根。
邱毓斌認為，台灣和香港不同，多數組織目前並沒有緊急且龐大的資金缺口，需要支付抗爭中醫療、官司所衍生的費用。社運組織更該思考在贊助者掏出錢後，該如何將他們轉化為議題的支持者？
他以台權會為例，組織每年定期發送電子報、寄送紙本刊物給捐款人。平時舉辦講座、訓練或者需要徵求志工，過往的捐款人也是優先邀請的對象。募款不只是募集經費，更是培力支持者的管道。「我們不要給捐款者一個訊息：你捐錢，事情我來辦。我們希望的是你跟我們一起參與。」邱毓斌說。
林祖儀觀察，社運集資會成功，往往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脈絡。發起集資計畫和長期營運組織，需要不同的經營策略。他以沃草的經營為例，比起一次集資一百萬元，每個月 10 萬的捐款顯然更有助益。「社運組織不可能每年都發起一個集資計畫來養活自己，」他強調，比起靠集資獲得爆發性的鉅款，細水長流的穩定金流，才能讓社運組織走得更長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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