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為何群眾集資這麼重要？」
「因為它打破過去的障礙，讓想法與資金『民主化』。無論年齡、收入、種族、背景，人人都能迅速獲得新資訊與新投資機會。」
3 年前，TEDxTaipei 創辦人許毓仁在新加坡的群募論壇這樣問著 Jason Best——他是《JOBS 法案》推動者，也是 Forbes 評選全球集資產業最具影響力的 10 大人物之一。
無論是 TED 或群眾集資，他們共通的特性是利用網路新科技，讓中間媒介退出舞台、突破舊有體制，讓民眾可以直接與源頭對話，並在這不斷交換的過程中，讓資金、產品、創意⋯⋯等新元素加速發展連結，促發新的商業模式。因此在論壇的第二天，我們邀請現任立委許毓仁，與在全球 39 個國家推動群募政策制定的 Jason Best，來討論台灣股權集資的法規與未來。
► FB 與 Twitter 的快速時代，法規腳步卻停滯顢頇
2010 年 8 月，Jason 跟朋友在一次婚禮上聊到全球金融危機，他們認為現在已是臉書與推特世代，現行法規卻還沿用在電話時代制定的條文，80 年來沒有太大改變，這件事十分的不合理，都是創業者的他們，於是打開電腦，開始討論撰寫較合理、符合時代潮流的架構，並建立了部落格。
2011 年 1 月，Jason 與夥伴開始在華盛頓積極的拜訪、與各州立委會談，並到國會中與大家討論草案架構、建立共識。2012 年 4 月，歐巴馬簽署了具劃時代意義的《JOBS Act》。同年，為了在全球推動群眾集資生態系，Jason 與夥伴成立了公司 CCA（Crowdfund Capital Advisors ），除群募的推動外，也協助 FinTech 產業與政府溝通連結，將金融科技擴展到全世界。
► 數據與觀察
Jason 分享，以往大家都認為美國有很多的創投資金，如果你住在矽谷、紐約或德州的奧斯丁，的確是這樣沒錯，但在其他 98% 的地區，沒有創投也沒有天使投資人，創業者必須非常主動的尋找。而現在各類群眾集資平台的興起，讓你我都能透過網路參與股權交易、縮短尋找成本。
劍橋大學針對 2015 年全球的群眾集資市場做了份研究：目前全世界共有 1,344 個集資平台，其中債權型有 482 個、股權型 259 個、回饋型/房產/預售型的則超過 500 個以上。這些平台在 2015 年一共為中小企業籌得超過 1,560 億美金，跟 2014 年相比增加了 2 倍多。2016 年金額還會持續增加，預估可達 2,500 億美金。
接著來看看發展已 4 年的英國群眾集資市場。2015 年，所有各類型平台累積集得金額為 410 億美金，與 2014 年相比成長了 84%。中小企業利用這些工具獲得資本，也吸引政府與投資者的注意及興趣。在股權平台方面，2015 年共集得 4.26 億美金，與 2014 年相比成長了近 3 倍。很多人提到，在台灣的中小企業若要貸款，難度並不高，但對其他國家的中小企業來說，要貸款並不這麼容易，而英國的中小企業貸款中，有 14% 是透過群募平台完成的，比例非常高。
2 週前 Jason 與英國一家群募平台的執行長聊天，對方提及他們平台上有為數眾多的投資人都是創投，這些人將群募平台視為尋找投資機會的新方式。那麼，未來的發展會是如何呢？
股權集資、債權集資、房產群募、智能管理（Robo-advising）這 4 個領域預估將能創造 4.7 兆美元的市場規模。這股趨勢不僅將對中小企業帶來很多機會，更是資本市場資金流通的新管道。世界銀行預估，這股趨勢能為發展中的市場，如：亞洲、拉丁美洲、中東、北非等地區創造 1,000 億美金的市場機會。
Jason 將群募生態系劃為 5 個部分。首先是平台方，有了平台，大家就會關注運作模式、對投資人的保護、有無適切的估值工具、法律規章是否適用⋯⋯等等，而這些問題就會帶動新工具的產生，來提升整個模式的透明度與信任度。接著，就會有群募的資料分析工具或服務，以及加速金流流通的解決方案。最後，隨著市場的持續發展，這片藍海還會有眾多新需求，於是會有新服務來填滿這些需要。Jason 以 Uber 和 airbnb 為例，打趣的表示，他們提供的服務，是以前媽媽叮嚀我們千萬不要做的——不要上陌生人的車、不要睡別人的家，但現在，這類行為對我們來說稀鬆平常。未來，這些「以前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情」，將會不斷發生。
► 給台灣的建議
幾年下來在各國走訪輔導後，Jason 認為，在許多國家，不同單位間的溝通協調都會出現巨大的鴻溝，跟政府溝通也是件困難的事，需要多方多次的不斷對話，才能讓他們了解你面臨到的挑戰。2012 年歐巴馬簽署法案後，Jason 與夥伴赴美國證交所討論相關內容，當時與會的共有 25 位官員。當他們問及誰有 FB 帳號？這 25 人無一舉手；再問及誰有 LinkedIn 帳號，也僅 3 人回覆有，Jason 在驚覺彼此資訊科技間的落差後，在隨後的 4 年間與證交所開了 25 次會議，並跟其中最重要的 5 位一對一的私下討論後，才慢慢建立起共識，有了更順暢的對談。面對新事物，人的本性就是質疑與抗拒，所以投入時間、精力與相關單位溝通是無可避免的功課。
總結過往經驗，Jason 歸納出 3 種可行的監管方式供大家參考。第一種為融通式的，就是訂定法規來配合股權集資的發展。第二種是特許式，在市場發展前，先將規矩訂出來，就像歐巴馬在 2012 年簽訂的《JOBS Act》。第三種則是階段式的監管沙盒，隨著市場的發展而慢慢發展制度規章，一方面密切監管，但另方面也開放創新。
政府在監管市場時，須平衡 4 種族群的需求：對投資人的保護、對監管者的透明度、照顧企業的資本取得、對平台的賦權與自由度。
最後，參與輔導過多國群募相關法規制定的 Jason，提供以下建議，作為我們與政府單位溝通對話的參考方向。
1.這個產業可以創造工作機會、支持中小企業、提高國家的新創精神，這是與各國政府對談時大家都有共鳴的一點。
2. 2015 年全球群募市場有超過 1,500 億美金的資金流動，台灣的企業家需要善用這種透明、有效率的工具來獲取新資本。
3. FinTech 帶來的機會高達 4.7 兆美元，台灣需要也有潛力在這個市場扮演領頭羊的角色。
4. 透過群募，監管者能更完整、透明的管理市場。
群募法規的打造，絕不是複製貼上其他 39 個國家的法案即可，首部曲是要和各方建立共同的語言，讓政府單位知道這不是瘋子在網路上亂要錢，然後再根據現有的架構與全球市場的趨勢，來設計適合台灣本地環境的法案。
► 新舊碰撞的摩擦，需用負面表列思維帶動新經濟的成長
最後，許毓仁補充說明，我們雖然應視新創為轉機，但當舊經濟要轉為新經濟時，勢必會有摩擦。這是因為新經濟的介面是在網路上，而網路沒有中間人角色，也沒有資訊不對稱的問題，當所有事物都公開透明情況下，這跟政府過去的思維——「每件事情都有專業部門專門處理」的模式是不一樣的。以 Uber 為例，當政府要做決定時，沒有一個部會敢承擔合法與否的裁決，因為每個部會都有自己的利益要保護，都有權利義務要去捍衛。Crowdfunding、FinTech 也都會面臨這樣的摩擦阻力。
當摩擦介面越來越大的時候，有兩件事要做：
1.上位者的思考需要改變，不能再用舊思維與舊政府結構，來解決新經濟帶來的機會與挑戰。
2. 政府要重新改造，成立專門處理數位新經濟的部門。
他舉例，一個新的科技公司要在台灣註冊，最高須經過 5 個部門的審核。當每個部會都看完一次，審完後可能已經半年了，但一個新創事業有能耐可以等半年嗎？當然不可能。當現時已經不能再用舊法規理解新經濟，但新法規又不能單點式的解決單一產業的問題時，到底該怎辦？現在他們正在推行「數位經濟基本法」（英國在 2011 年已提出，稱「digital economy act」）的制定，就是希望能解決所有跟數位經濟有關的這些問題。
最後，許毓仁認為，新興的服務，政府不應該用正面表列（只有法令說可以做的你才可以做）的方式去限制發展，而是應該採行負面表列（除法令說不能做的外，其他你都可以做）。因為新經濟模式都是過去沒有經驗也沒有法規可依循的，如果尚在萌芽期就先用管理的方式讓它消失或受到強烈管制，一定會大大地影響發展。
